我直接就从梦的高潮处走出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紧接着大腿还是哪儿的动脉迅速膨胀扩张，跳跃不已，摇晃着我的橡皮泥床就象地震再袭一样。等血流至心脏，就发出沉闷空洞的声响，那声音就可以把我再次放倒。眼睛还在梦游，思想早已不在控制。这之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迷糊到清醒又迷糊的交叉小路，如此的精神颠簸让我觉得自己在迅速老去，带着对未知的无限恐慌。
（中国现在的心理医生估计忙活灾区伤病员和那些鳏寡孤独都够呛，定是顾不上我们这种二级灾区的综合症病人了。）
这段时间的全国性地震知识扫盲，就成了我所有梦魇的素材，在我不多的深层睡眠里面上演灾难大片。
面对这样的巨变，地理地质的巨变（尚且可以理性地不带情感地称呼它），总是要写点什么，拍点什么。大家，有意识有自觉的人，都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提不起笔举不起相机，大概所有力气都放在可以逃跑的双腿上了罢。
Jean Mohr在《没有拍摄的主题》里面说得正切此义。他先讲几年前去阿尔卑斯山的一次冒险，一个夜里他们宿营的地方来了几个才从北侧山上下来的满身伤痕的登山队员。他的职业敏感告诉他如果他拍下他们，定是绝好的素材。“但我甚至连相机都不想掏出来。我的决定中不存在什么美德，只是觉得有更急迫的事等着我去做：把那些受伤的人背下去。”接着他又讲到写书的那会儿，他正因背部手术而住院，不得动弹。他又习惯性地开始考虑怎么拍摄，拍一尘不染的病房，走廊，天花板，拍痛苦不幸的病友，等等。“照片可以将这一切都呈现出来。但是，我立刻意识到，你不可能同时待在篱笆两边。……而这一次，最好还是完完全全待在他们一边吧。这样，这一经验就会不可消失地印在我的记忆里，而不是胶卷上。”
我把它们完完整整留成了“有生命的过去——活的记忆”，无须提醒，无须承认。它在我头脑中，就会沿袭下去，产生意义，永生不灭。